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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的寓言 陈文令艺术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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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时间
2019.12.29-2020.02.28
展览机构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展览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9号恒通国际创新园-C7
主办单位
中国民生银行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参展人员
陈文令
展开

展览介绍

《红色记忆》(2002)的出现既是陈文令开启当代艺术创作的开端,也是现实生活在艺术家身上造成影响的最直接体现。1996年的《厦门日报》发表了题为“难能可贵的自卫与自救”的文章,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海边被歹徒劫持,男方奋力反抗,身中几十刀的刑事案件。而在文章中被作者描述并视为英雄行为的男青年,就是艺术家陈文令。这个在当时被称为“当地留血最多的血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艺术家后来创作的那些“红色男孩”,不过当这群“红色男孩”于2002年出现在厦门珍珠海滩上时,观众们看到的并不是暴力、仇恨和苦难,它们甚至没有造成任何的恐惧感。相反,这些通体红色、形态瘦长而略显夸张的“红男孩”们,激发了普通大众对于童真状态的怀念以及对一些吉祥寓意的想象。尽管大众的视角与艺术家创作的本意并不一致(艺术家的本意是试图在通过这一展现自己曾经过往经历的群组雕塑,扩张当代艺术在社会领域传播的同时,提高并干预群众的审美),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批雕塑透露出的“民俗”性,让普通观众产生了亲切感。事实上,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基层社会一直处于快速地转变之中:经济全球化与互联网文化的发展,使得草根文化或者说大众文化越来越成为强大的文化意识形态。于是,传统社会珍视的“优雅”似乎正在被人们放弃,甚至包括一些文化精英也可以躲避过分文人气的倾向。中国当代艺术承接的是西方艺术语言和思想方式,但人们注意到,2000年后不断被置入全球化的当代艺术因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乃至民间文化因素,而获得国际认同,进而曾经被当代艺术屏蔽的中国民间与民俗化的文化元素,也重新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出身于“草根”的陈文令,对于中国底层社会文化的感知力是强大的,虽然他的学院经验“薄弱”,但对于石雕、木雕、藤艺、漆艺等民间艺术的熟悉,大大增强了这位艺术家与“大众文化”的联系。能够透露的潜在的造型意识是拉长的形,这是让形的衍生不受惯习的拘束但又不脱离生长依据的本能显现——这样的意识为之后形的任意生长与对空间的占领提供了可能性。同时,这种关于形的本能就是未来创造新的绵延的动力。这也是随后当这批作品出现在当年秋天的“广州三年展”时,受到了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原因,这些作品为陈文令之后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个体生命体验的“绵延”的确为艺术提供了无尽的可能。在不断挖掘自身的经历和社会的体验后,艺术家很快停止了“红男孩”系列的创作,表面上看来,儿童或者“红男孩”还是显得“温情脉脉”,不够力量与反映现实,实际上,是艺术家作为动力的“内心需要”的不满意!于是,在随后的《幸福生活系列》(2003)中,“红男孩”的形象,被猪和其他动物所取代——原有的形被转化,不妨也可以表述为创造性的衍生,无论是否有充分的意识,这个衍生是一种绵延式的转变:艺术家将自己的关注点从个人经验转向了对人类欲望的审视与批判: 小红人转变到猪是这样的。参加彭德、李小山在广州策划的“中国艺术三年展”后,作品被媒体关注,抢尽风头。但是我觉得这个风头背后也有一种危机,我总感觉这套作品离现实问题有点远。于是,我四个月没有做任何作品,比较系统的读了一些书,直接和间接地发现了很多中国现实性的问题。我应该以一种近距离的、近聚焦的视觉来看待自己的艺术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后来决心另辟蹊径重新上路,最终选择了“猪”作为我新的开始。(紧急出口在哪里——黄笃对话陈文令) 近20年来,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造就的消费物欲在全社会范围内疯狂增长,产生的种种社会“奇观”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作为底层社会的观察者与亲历者,面对如此欲望膨胀和激烈变化的社会形态,普通的艺术语言和方式已经无法完整呈现艺术家的感受了。于是,当2004年由四组雕塑组成的《幸福生活》在厦门大学中国欧洲艺术中心展出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猪首人身的男人、长着鱼尾的女人、紧依着男人的人身鱼尾的“女人”;抱着母猪的男人,四周一群小猪;抱着公狗的女人,四周一群雄起的公狗;一只倒立的乳房充盈的母猪,旁边是一队快乐的,做着只有人才做得出的翻滚倒立的猪崽——猪的表现完全拟人化甚至现实化了。陈文令通过他的能力和选择的形象,给我们叙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在物质主义盛行的社会里,人类的经典趣味不断地丧失,从而导致了人的欲望的无限放大,似乎成为了与没有思想的猪为伍的动物,尽管他们非常欢乐——猪或者动物的形象非常放肆地象征了人类的世界。雕塑家采用传统的方法去塑造夸张的形象,自由地摆放雕塑,以构成他想叙述的内容。正是这些可以识别和具有当代寓言的雕塑,给这个时期的观众留下了一个欢乐的印证,同时“猪”也成为了艺术家的观念载体——这是陈文令不朝抽象的形的方向转换的个人方式,成为艺术家指向不同内涵和观念的“中介物”: “猪”在我若干个系列中都有不同的新的发展,它承载了不同的内涵和观念,并在视觉上也有明显的演变与推进。其实,我是用一种借尸还魂的方式把猪扮演成各类的角色,它像一个演员,可能出演乞丐,也能饰演教皇,而不是用一成不变的观念来表述。我总认为符号化也不是问题,主要是看你的艺术符号是不是具有巨大的外延性和拓展性,能够不断地向前拓展。我所唾弃的是一个无病呻吟的重复的小符号。(紧急出口在哪里——黄笃对话陈文令) 《幸福生活》也给出了一个新的倾向:加大社会与现实问题在创作中比例。之后,陈文令将更多的想象力用于这样的创作思路,他参加2006年上海双年展的《英勇奋斗》,进一步强调了他对物欲社会的认识与理解。批评家皮力在《对媚俗与媚雅的双重戳穿》里这样谈到陈文令的雕塑: 被艳丽的色彩和肉欲的造型所包裹着的这些作品,其实是民间眼光对于当代生活的一次有力剖析。它们是对一个在短期内积聚巨大财富的社会的生活趣味的极端体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陈文令作品的真正指向是反讽地反映出在追求财富与欲望实现过程某些重要文化环节的缺失。就像16世纪尼德兰画派中的博鲁盖尔用民间寓言反讽基督教文化的虚伪一样,相比那些高雅的当代艺术而言,陈文令难以置信地将庸俗作为一种力量发挥到极致,让我们赤裸裸地面对我们在当代生活中试图掩盖的东西。 “庸俗”成为一个正面的主题,一个不再被视为不堪的表现对象,现实中的庸俗获得了美学的转化,这反而使非常普遍、习以为常的形象特殊化,“庸俗”上升为一种美学的样式,这就是中国的今天,艺术家不过是将这样的现实翻制在他的作品里。 《中国风景》(2007)系列作品的出现则展现了艺术家对“欲望”在更为公共性领域导致的问题的判断与感知。这件糅合了具象和抽象双重语言的雕塑,尺寸巨大,它既是对公共空间与社会的直接干预,也展现了人类欲望和环境之间的互相影响——一种生命与物质世界的粘连。并且,作品中透露出的“寒冷与融化”,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是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寓言。紧接着2009年,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背景下,艺术家又展出了他的《紧急出口》。显然,金融危机的诞生,是人类过度膨胀的“欲望”所致,不过这一次他希望以一种英雄主义的态度去面对感受到的问题。现场的造型是紧张而充满力量的,并且动物在这个时候的物质主义倾向被修改为一种内心精神的象征,按照艺术家的观点,他希望用这样一种精神态度去回应现实,他让一种富有力量的生命以及生命的表现占领整个展览现场。在观念艺术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家的雕塑概念被彻底打开,艺术家想营造的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无论这个力量来自何处。在此之后,我们发现大量的新媒介开始介入到陈文令的创作之中:互动式的装置、纪录片,甚至车模和茶艺小姐都成为了组成他作品的元素。当然也因为此,陈文令的创作已经脱离了纯粹雕塑概念的约束,展现了更为扩张性的倾向:在艺术语言上,他已经从坚守传统的雕塑工艺,走向了更为观念、艺术语言也更为自由的装置方式:形象组装往往庞杂,给观众的感受也更为复杂。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弱化了纯雕塑语言对形体和塑造手法的强调,却大大增强了艺术家作品中寓意性、异质性和空间性的创作气质。艺术家保留了可以识别的形象,他坚持要创作一种与我们真实世界相仿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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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品很赞,我要说两句…
https://img10.artimg.net/passport/avatar/001/329/940/100_100.png

123yjx

好看

0
2020.02.14
https://img13.artimg.net/passport/avatar/002/735/509/100_100.png

手机用户2735509

评论了作品《英勇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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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20.01.08
https://img10.artimg.net/passport/avatar/001/197/112/100_100.png

yxmyxm890518

展览很棒

0
202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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